一、 
　　胡建成先生是我的师长，亦是我的朋友。
　　从师长的角度看，一是我在一画室学习过，他一直是一画室的导师；二是我一直以来钦佩他的才学，，他油画中传达的品质是让我感到舒服的一类——知性，有尊严；三是在享受成功画家的声誉时，他却有点喜欢自讨苦吃，时不时还冒出点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他的教学和实践中，不断的对油画语言本身及其社会价值发出追问。从朋友的角度看，他率性，健谈，有不似他这个年龄的真诚••••••
二、 
　　有时候想，理想主义者在今天恐怕是已沦为稀有的濒危物种，真正的一小撮了，简直就是存心和大众商品娱乐文化及市场经济作对。
　　在当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写实油画景观中，他的作品常让许多的人感到“惊奇”和“难堪”。一些人如“麦芒在背”，“骨鲠在喉”，其实，这不是他的问题••••••
　　他没有为自己的作品贴一个商标，然后如流水线般的去生产；也没有拿一个什么“主义”当遮羞布；而且每天平心静气的面对他的画布，似农夫在田里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因为他晓得：“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三、
　　就其绘画所呈现的面貌，一招一式之间透出典型的学院味。某一日去他画室，见一个他定做的活动模特身上披了一件保安的衣服，大感诧异，以为他干上装置了，正想：“这世道怎么了？”却见一双大手在画布后晃动。他正对着“保安”写生呢？当时就想：真是“过时”得可以！
　　从技法上考证他的作品，直接的养分是来自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古典主义及现实主义绘画传统。从文化的源头上他似乎走得更深入些。他早期的代表作《土地（黄色的和谐 蓝色的和谐）》、《牧人》里能追溯到罗马艺术和拜占庭艺术的影子。在我看来，一直以来，他的作品有庄严而不失温情；有秩序感却不拘于形式；含蓄内敛，张驰有度，分寸感拿捏得十分到位。
　　二年前去他家，看见他架上的一幅男子肖像，当时没怎么太在意，当肖像画在今天百分之九十沦为定件的前提下，过多的去打听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嫌疑。这二年间，当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这件作品，构图、色彩又常在变化中，时间跨度又这么长，就少不了生出许多的好奇之心，前些天，又见他在画这件作品，画面形象以见端倪：“一个有教养的，慈祥的老人••••••”总觉得这形象似乎暗含着许多的东西，不经意间打听到了他创作这张画的原委，感慨之余，心中不由顿生敬意。
　　这是为何振梁先生所作的一幅油画肖像。
　　“何振梁”，这也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名字。
　　自八一年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出于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数十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外事体育领域，鞠躬尽瘁，向世界正面展示了中国体育和今日中国的国家形象，为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辜鸿铭在谈到中国人的精神时概括为：“温良、坚毅、灵敏。”这一切何振梁先生兼而有之，他以自己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世界为中国的尊重。
　　那么我就想，在何振梁先生逐渐退出他耗尽心力的舞台而淡出公众的视野，他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的意义？
　　其意义就在于，人是需要记忆的，在人类的史中，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总是让人难忘，历久而弥新。那种理性的，刻意的，为了不被忘却的自觉记忆是一种人类不断精进的崇高情感，是人类自身的文明要求和文明行为。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开始画这张画之前，他们之间其实是不认识的。
　　他说：“之所以有要创作一张何振梁先生的肖像的意图，源自于他对何振梁先生不断加深的认识和了解”。当了解进入到深层次时，也就有了从毫无思想准备到后来别无选择的创作冲动，这和他创作《自画像》、《雕塑家李向群》等作品，还有所不同，如果将时下的肖像艺术界比作一面平静的湖水，后者只是他扔下的几颗小石子，虽只能荡起一点小小的涟漪，却也是他对当代所谓的肖像语境的质疑。
　　当然，源于真诚，一直以来在肖像艺术的领域，他也在试图建立一些东西。
　　有一些小事能从细微处见到他的真性情。他说：“他第一次去见何振梁先生的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听清来意之后曾婉拒，何先生亦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一位油画家找上门来作甚？于是在他的目光里有审视，言语中也带点质询，他呢，在很短的时间里消除了何振梁先生的疑虑；再有，在进入创作阶段后，他曾几易其稿，他坦言，不是因为画面本身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一张画上琢磨的久了，画中人所外化出的一种精神常常左右他的思绪，常感到一种被牵着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谦卑，却好像发现了一点长时间以来一直寻找的肖像的意义。
四、
　　有据可查的肖像画历史上朔到西方希伯来文明时期，其形制和面貌从早期的圣像画上可见一撇，中世纪是过渡期，文艺复兴以后又得到了发展。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要去定义一件作品是否是一件“肖像”，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如果说简•列文斯的《艺术家的母亲》，伦勃朗的《自画像》，委拉斯贵支的《英诺教皇十世》等是典型意义的肖像作品，那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中国画家蒋兆和的《流民图》等是否也能归到肖像之列？
　　从形式亦或内容上去定义一件作品是否是一件“肖像”，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今天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以人为载体的艺术形态，他自身所应该具有的一种“肖像精神”。
　　从流传下来的美术作品看，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当人类掌握了基本的能力，就有了以人物为题材的塑像和绘画，在早期的油画的史中，是借着人的形象去表现神的。**《创世纪》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后来，在人物油画演变的过程中，当人性苏醒，画面中象征性的形象脱离了仪轨的桎（木告），人们又将自己熟悉亲近的，理想化的形象和世俗场景融了进去，在丢勒的《自画像》，哈尔斯的《微笑的骑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世俗肖像名作里可以看到对神圣的敬畏，对理想的诉求，对终极关怀的追问。这一切也构成了肖像艺术必须遵循的法则，显而易见的它亦肩负了太多的形而上的功能，那种只是娱乐自己和他人的肖像画家，千笔万笔画不出一丝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诉求，知识贩子而已。
　　看胡建成先生这些年的实践，特别是近期的《何振梁先生的肖像》的即将完成，有时就想：“少数几个这样的画家，孤零零的远远构不成什么‘界’。”但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很大的，也是需要勇气的。毕竟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还秉承着作为一个画家的基本道德底线，还在发出一点哪怕是微弱的声音。纵观西方艺术史，一种艺术形式在艺术的殿堂，这种艺术形式就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地位，也就不得不为今日之中国，今日之油画界多了些担心。
　　一张好的肖像作品，他的魅力在于，欣赏者在不经意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因此，某些时候，也就成了怀旧的心灵的温暖寄托；如果他还见证了历史，那么就更加值得探究了；如果除了这些，它要是还表达了风发的才情，佐证了动人的誓言，那么，我们只能感谢画家为人类所作的艺术奉献了。
　　从《何振梁先生的肖像》里，我读到了这些。
五、
　　学术界有时将胡建成先生定义为中国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性画家之一，总觉得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事实上，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主义所能简单概括得了的。印象派绘画的光色，表现艺术的思辨，当代艺术所传达的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画面都有涉猎。要探究这一现象的奥秘，最根本的一点是看他的创作态度，他没有将绘画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游戏，画画之于他是一种生存方式，在他的画面里，往往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分明就是他自己——一个艺术化了的形象——像他，又不像他。
六、
　　对个性生命的关注将一如既往的延续在他的创作里，这里有似何振梁先生这等的人物，亦有许许多多社会底层的生灵，以冰雪之心，行米盐之地，在熟悉中寻找陌生，在陌生中掘出诗意，在诗意中托出永恒，此时，画作的艺术旨归，就成了他的精神皈依。
　　我敢肯定，假以时日，他和他的作品，亦将成为我们不能忘却的温暖记忆。
贺文庆
2007年7月16日